“红头文件”是在维护谁的政绩？
杨涛

据《天府早报》报道，近日，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上，四川省人大代表张世昌当场提交并宣读四川资阳不准律师接沱江污染官司的“红头文件”。众多代表均对此质疑：政府部门用行政命令干涉老百姓打官司是否涉嫌违法？（《新京报》9月25日）
这份“红头文件”写到：“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按市司法局通知，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在办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赔偿案件中应严格按以下原则办理：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并积极做好宣传、劝解和疏导工作；涉及该污染赔偿的代理不准收取代理费；各所受理此类案件后须立即向主管局汇报。”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政府司法行政机构职能的严重越位，司法局负有管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职能，却不是律师的上司，不能在具体的业务上领导律师。这一点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所明确。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早已不具国办性质，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观念也为人们所抛弃。那么，把律师当作是政府下属的幽灵何以又现身于四川资阳市司法行政部门“红头文件”当中？
让我们来关注这一事件的背景。今年2至3月，由于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严重超标排污，造成了的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这一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四川省人大为此也专门于7月中旬开展的水污染执法检查。而川化股份公司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这份“红头文件” 通知下达时间也是媒体介入之初的2004年4月30日，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合理的联想，政府下发这么一个损害民众权利并且职能越位的文件，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企业的利益，保证自身的税收不受影响，是要掩饰自身在环保监管上的失职行为，也是要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不让自身失职造成的影响扩散。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强化对市场的监管，让各种市场主体在这种公平的环境下有序竞争，如果政府违法帮助某一市场主体进行竞争或逃避责任，政府就是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或者放弃裁判员的职责，整个市场秩序就会混乱不堪。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政府没有自身的利益，税收的收取最终为人民服务，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从“红头文件”的出台，我们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在用限制民众权利的手段来以袒护企业的违法行为，损害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同时，这种袒护行为目的是为增加税收、掩饰自身环保监管的失职行为，造成自身辖区稳定的假象，最终是为创造更多的政绩，是为官员的上升铺平道路，是在与民夺利，违背了政府设立的初衷。
因此，严重越位的“红头文件”出台并非偶然，如果政府依法行政理念不确立，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官员还仅是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那么，观念的错位、权力的膨涨，这种损害民众和律师权利，超越自身职能的“红头文件”就永远不能杜绝。
所以，尽管在四川省人大的监督下，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受到罚款100万元经济处罚，被征收了超标排污费405万元，并对事故受害人进行1179.8万元赔偿。但是，“红头文件”还必须得到纠正，越位和失职的官员行为必须得到追究，政绩必须实事求是地评定，因为，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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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中的若干问题分析

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 曹健

一、执行参与分配制度概述
参与分配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的案件执行程序中，因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各债权人的全部债权，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其他债权人凭有效的执行依据也申请加入已开始的执行程序，各债权人从执行标的物的变价中按照一定顺序或者比例进行清偿的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层面上，尚未就执行分配制度进行体系化、制度化的立法和解释，仅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中分别有所涉及，例如《民诉法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该制度的运作涉及到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平等主义、优先主义、折中主义等基本理论和制度的取舍与协调问题，程序较为复杂，处理起来较为棘手，2004年最高院曾发布过《关于执行程序中多个债权人参与分配问题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但至今未能正式发布。由于现存的法律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甚至存在冲突，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困扰，因此，尽快理清该制度脉络显得十分必要。
二、 当前司法实践中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1.非金钱债权不能参与执行参与分配程序
最高法院《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88条明确规定了参与分配的债权必须是基于金钱给付义务的金钱债权，其他性质的债权因属性差异和诉讼执行成本上的考虑在客观上无法共同参与执行财产的分配。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8条：申请参与分配，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此处的执行依据应当是执行法院以外的其它法院的生效判决或裁定，如果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在裁判结果生效之前债权人是不能参与执行分配的。
而根据最高法院《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94条的规定，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等优先权的权利人是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甚至诉前向执行法院提出分配申请或者执行异议的。
2.企业法人未经破产程序不能作为被执行主体
　 关于被申请参与分配的主体，或者说可以对哪些被执行人申请参与分配的问题，最高法院《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89条、90条将其限定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如果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且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可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而第96条规定了企业法人参与分配这一特例：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
由此可见，目前立法对于执行参与分配的被执行人仅仅限定在公民和其他组织两个层面，例外情况下适用于企业法人，对于企业法人的“分配”则主要依靠《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制度，而笔者认为《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96条的规定与第89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是极易产生冲突的，可操作性极差，导致不同法院出现了不同司法判例，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维护。
根据第89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可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在被多个债权人起诉之前就早已处于资不抵债的停业、歇业状态，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到底是适用破产程序还是执行参与分配程序就让法官和律师陷入了纠结之中，因此最高院应就《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的96条和89条进一步细化解释，明确、统一适用标准。
笔者认为，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的被执行主体只限于公民和其他组织，企业法人不再适用。《企业破产法》出台于2007年，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第89条之规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当被执行人是企业法人时，不适用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直接适用于破产制度。
3.执行参与分配的情况下，财产保全申请人不具备优先受偿条件
基于财产保全制度的设立初衷，其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的救济措施，目的在于便维持标的物之现状，而非最终的处分，而且保全法院对案件审理后，保全申请人可能会败诉。因此，在保全执行阶段，其他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虽然可提出参与分配的申请，但法院不能启动具体分配程序。在保全执行的法院对案件审理终结后，申请保全的当事人胜诉的，则保全执行要以转化为终局执行，此时其他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可请求参与分配，分配程序由原保全执行的法院主持。
最高法院《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88条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
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
有人认为第88条的两款规定是冲突的，实际并非冲突，而是常态化的适用和非常态化的适用两种情形。即在被执行人财产实力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各债权人按照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进行受偿，这是常态。而在被执行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除担保物权等优先权外，同一顺序债权按比例受偿。
因此笔者认为，在执行参与分配程序中，保全申请人并不能因保全查封在前就优先受偿。虽然在常态化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都是在将执行标的变价之后先偿还财产保全人，剩余部分偿还其他普通债权人，但执行参与分配程序应当属于特别制度，其设置初衷就是在被执行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维护诸多债权人的利益，最终让相同顺序的债权人按比例受偿，如果承认保全申请人的优先受偿顺序，将使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