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州市地下热水（温泉）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6月28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勘查、开发和利用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福州市地下热水资源（以下简称温泉），适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福州市城区勘查、开采、取用温泉以及在温泉保护区内进行建设、施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温泉是指含有一定热量的地下水。温泉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浪费温泉。
勘查、开采、取用、经营温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非法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温泉的开采权、取用权、经营权，不得将开采权、取用权、经营权用作抵押。
第四条 开发利用温泉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供应、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地下水资源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温泉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对温泉的保护工作进行指导。
福州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温泉开发利用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温泉主管部门），负责温泉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统一管理工作。
市地质矿产部门负责温泉的普查勘探，参与制定我市温泉中、长期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核定控制开采总量，对温泉合理开发利用进行监督。
水利、城市建设、地质矿产部门都要各负其责，互相配合，保证本办法的实施。
第六条 在温泉勘查、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和节约使用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个人，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勘查、开发和利用
第七条 从事温泉勘查单位（以下简称勘查单位）进行勘查工作，应以福州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向矿产资源勘查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勘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凡变更勘查项目的，应重新办理手续。
第八条 勘查单位和地质矿产部门应按国家规定，向市有关部门提供温泉规划、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所必需的，经国家或省有关部门鉴定、批准的温泉勘查报告及有关技术资料。并根据资源勘查情况和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核定温泉开采限量。
第九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和福州市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组织城市建设、地质矿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制定福州市城区温泉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经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开发利用温泉，应以城市人民生活需要为主，统筹兼顾农业、工业、科研及其他利用。
对地下热水边缘地带低温热水和温泉保护区内地下冷水的开发利用，也应当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合理利用。
第十条 开发利用温泉，必须因地制宜，采用合理工艺，提高凿井质量，采取保温措施，提高温泉利用价值。
第十一条 开采取用温泉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缴纳温泉开采费和资源费，逾期不缴纳，增收滞纳金。
温泉开采费和资源费由市温泉主管部门征收，专款专用，纳入市财政监督管理，定期审计。温泉开采费和资源费专门用于保护、管理温泉和建设温泉设施，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二条 温泉实行专营。除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温泉水厂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温泉。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十三条 凡是新建、改建、扩建、维修温泉水井（含一级温泉保护区内冷水井）、铺设温泉管道，修建保温蓄水设施，以及进行与开采、取用温泉有关的施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供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设计技术资料，经市温泉主管部门批准，领取《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动工，
竣工后，由市温泉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批准机关进行审查验收。
第十四条 钻凿温泉水井的施工单位必须持有市温泉主管部门签发的《温泉水井施工执照》，无执照者不得钻凿。在钻凿施工时，必须接受市温泉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施工监督。
第十五条 勘查取用温泉的单位和个人，在施工结束后，必须进行以下工作：
（一）按有关要求将无利用价值的温泉水井回填或作妥善处理；
（二）勘查单位留用的长观井应造册报送温泉主管部门备案；
（三）恢复施工地区的植被或进行土地复垦利用；
（四）消除因施工留下的不安全隐患；
（五）搞好施工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十六条 开采、取用温泉的单位或个人，应向市温泉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温泉取用证》。市温泉主管部门应按温泉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市地质矿产部门核定的控制开采总量，审查核发《温泉取用证》，并将发证情况报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地质矿产部门备案。
市地质矿产部门认为《温泉取用证》核发不当的，应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市温泉主管部门应再次审核，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撤销已核发的《温泉取用证》。
第十七条 开采取用温泉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安装计量水表，按核定的取水量用水。废弃水的排放，必须遵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防止污染。
第十八条 市温泉主管部门对温泉井实行统一管理，对用水单位自用以外的温泉有权进行统一调配，温泉水井井权变更时，必须报经市温泉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勘查单位钻成的勘探井转为开采取用温泉的，应报请市温泉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条 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划定一级、二级温泉保护区。
一级温泉保护区为地下热水（温泉）出水带；在一级温泉保护区内设特别保护带，为地下热水（温泉）主要出水带。
二级温泉保护区为地下热水（温泉）水资源补给和保护带。
未划定温泉保护区的地下热水点，应当逐步划定保护区范围。
第二十一条 严格控制在一级温泉保护区内征地、填池、兴建建筑物。
禁止在温泉保护区内建设对地下水或地表水有污染的设施；现有污染地下水或地表水的，必须限期治理。
第二十二条 市温泉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温泉水井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温泉水井（含一级温泉保护区内冷水机井）需要报废时，由市温泉主管部门核定，井权单位应按有关要求回填，所需费用由井权单位负责。
第二十三条 开采取用温泉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市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地下水监测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市温泉主管部门应协同有关部门开展温泉保护的科研试验，并对科研试验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
科研部门在人工回灌试验成功后，由市温泉主管部门负责回灌管理工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劝阻拒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予以吊销《温泉取用证》、封井或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处罚；各项行政处罚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
（一）过量开采或浪费温泉的；
（二）拒装计量水表、用人为方法使水表慢行或故意破坏计量水表的；
（三）不缴纳温泉开采费或资源费，在缴纳滞纳金满一个月仍拒不缴纳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予以吊销《施工许可证》或《温泉取用证》、强行制止施工、封井、没收非法所得或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的处罚；各项行政处罚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钻凿温泉水井或在一级温泉保护区内钻凿冷水机井的；
（二）未经批准或超越规定范围，擅自铺设热水管道或进行其他与温泉有关的施工活动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开采取用温泉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温泉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温泉经营权、开采权、取用权的。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温泉主管部门决定。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期满不履行又不起诉的，由市温泉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在勘查、开采、取用、经营温泉活动中，违反环境保护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的，由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温泉管理部门及管理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办事，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对挪用温泉开采费和资源费，徇私舞弊的；或者无正当理由擅自停水玩忽职守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福州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6月28日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纵向差序格局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

贺胤应

【摘 要】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文章称之为“差序格局”。其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思考，本文着重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探讨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认为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法治 差序格局 人口的文化素质 大众媒介

一、提出问题

考察中国二十多年法律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二十多年，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了法制的重建。当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社会主义法制发表讲话时曾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权威、真正得到执行的法律。此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大量的法律、法规、条例被制定。到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立法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律部门。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法制”，可以称为“法制国家”。[1]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随后将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
从“法制”到“法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法制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相替代，但关系密切。法制是法律制度，是人们活动的规范或秩序系统；法治以法制为基础，没有法制的法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法制却未必有法治。法制强调实存的规范、秩序；法治则是对法制的价值要求，它要求法制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同时要求法制在程序上、形式上也应当是公正的，例如明确性、平等性、公平性等。[2] 由此可见，实现“法制”易，要“法治”则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交织其中，“依法治国”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3] 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4] 鉴于此，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地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地接近它，并且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5]
进而，我在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时，发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为便于研究，我将这种差异性称之为“差序格局”。[6]这种差序格局可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纵向的差序格局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横向的差序格局是指港澳台地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性思考，同时为将问题说透彻，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谈一谈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二、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划分。[7]

从研究法治建设进程中之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参考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我从纵向的角度划分出三片区域来：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
在传统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路径里，从纵的方向一般分为城市和农村，简称“城乡”。这种划分源于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粗糙的。它抹杀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显著而重要的区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虽同为城市，但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影响到我们社会的进步、法治的建设。其次，至2001年底，全国地级区划数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县级区划数2053个，其中县级市293个；地县级市658个，市辖区808个。[8]依据本文下面谈到大城市的划分方法，减去34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余下的皆为中小城市，可见中小城市数量之多。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得“善待”中小城市。
本文所指的大城市，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包括两类。一是省级行政区划的直辖市；一是各个省会城市。这两类城市具有如下特点：人口已远远超过百万，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千万；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甚至还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且已经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标。
本文所称的中小城市，也包括两类。一是中等城市，一是小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级别上来说，为地厅级；中等城市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市辖区，但所辖区的规模都不大，城市规模上远小于省会城市。小城市主要包括不设区的市的城区，县城的城区等，行政级别为县级区划，规模仅一个城区而已，住着密度相对较高的人口。之所以将两者放在一起，合称“中小城市”，是因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城市规模上相差不大，许多中等城市都是由小城市升格而成，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差异较小。
小城市、县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上有隶属关系，因此，本文所指的市辖区一般都归属于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范围；非市辖区的县级城市和小县城都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以陕西省的西安市、咸阳市、韩城市为例。雁塔区、新城区归属于西安这个大城市的范围，而周至、户县等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咸阳是中等城市，秦都区、渭城区等属于咸阳这个中等城市的范围，其它的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韩城市属于县级市，自然也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
除城市以外的地区，都是本文所指的“农村地区”。
为便于观察，制图如下：
农村地区
城区X
市辖区A、B、C…
城区Y







三、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试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认为，现代法治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的支持，偏激一点说“愚昧无法治”。[9]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将法治视为与文化素质水平有着前后相承的时间关系，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外生于法治的异物并且是先于法治的，于是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先行来否定法治或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落后来拖延法治进程就会成为逻辑与实践的高概率发展方向，法治有可能在文化素质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存在。进而认为，文化素质的高低并不是影响法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法治秩序可以通过合理设置制度结构来引导帮助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10]对于这种建设性意见，我是认同的，并且认为郝铁川教授文中的“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部分仅谈“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较为狭窄的。社会文化水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一个人口文化素质所能涵盖。本部分拟从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三方面探讨此问题。

（一） 人口的文化素质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详谈了领导层（掌握不同决策权力的人口，即政策、法律的实际创意者、决策者）、执行层（在各级政府、团体中具体贯彻、实施政策和法律的工作人员的人口）、承受层（社会一般大众人口）的人口的文化素质，这种分类模型颇值借鉴。本文拟借用这种分类模型探讨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内人口的文化素质。
在大城市，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高。这种“高”表现在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多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则存在分化现象。既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如公私企业的白领及以上阶层、事业单位里的高级雇员等；也有低文化素质的人口，如由村民转化为市民的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口、常年在城市打工并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几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较前一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要低，但大多也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次之。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大城市没有多大差距，也存在一定的分化，分化的类型也与大城市相似。
农村地区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种状况，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必须到基层去锻炼两年等。本来就是城市人口或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大学生之所以到农村地区去，很大程度上是想赚取一种“政治资本”，他们在农村不会干长久，时间到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农村地区的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大多数农民最高学历都是初中，稍高一点的学历（中专、高中）的农民大多都会想法设法跳出“农门”，到城市去谋一份职业，创一番天地。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主要是以学历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当代日益专门化、复杂化的法律的执行，大城市效率最高，中小城市次之，农村地区最小。想使法律在农村地区得到较为理想的实施、执行，就得靠农村地区的干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解说”了。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地区的干部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法律实施的“转化器”。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存在问题，在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既有可能借国家名义进行“权力寻租”，也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还有可能保护国家的利益等。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所形成的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是难登大雅之堂、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因此也是不值得大规模生产即进入书本的知识。[11]但当事人双方“心知肚明”，最终形成的书面文件却是符合既定法律形式的。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是，农村的人就一定比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人不遵守法律（殊不知，许多贪污案、玩忽职守的大案都发生在城市；殊不知，“包二奶”往往是学历高的城市人所为）。但受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口一般都接受过比较正式的法律教育（如非法律院校的《法律基础课》），而其他的人口则不具有这种教育经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差异必然会使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的法治建设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二）大众媒介